论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文化建设的区域性特征

李盛涛

（滨州学院，山东滨州256600）

摘要：生态文化建设需考虑到建设地的区域性文化特征，更要考虑其局限性。黄河三角洲湿地的区域性文化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地区经济的落后和民众文化人格与社会心理的良性缺失。这是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前提。为此，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文化建设须协调好官方权力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关系；处理好“湿地”与“非湿地”的生态链接问题。由此，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取得良性发展。

要害词：黄河三角洲湿地，经济状况，文化心理，对策

生态文化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文化建设工程，它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生存环境，且处于一个广泛的、流动性的、交互性的网状关系之中。可以说，生态文化建设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区域性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必须对这一文化想象的现实基础、文化前提以及文化想象的主体特征进行充分而深入地熟悉，才能有效地应对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的熟悉论误区，并能够作出科学而有效的应对策略。

在西方，生态文化建设这一理论的提出有着自身的现实文化土壤。生态文化理论是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充分发展之后步入后现代文化语境后，对自身发展的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反思与文化修复行为。而中国并不具备这种典型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国是个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杂糅并陈的文化语境。更具体的说，中国依然存在着深厚而广泛的农耕文化的现状；而工业文明既没有经过充分发展阶段也没有形成良性发展机制；后现代文化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假如说，生态文化理论在西方是先发原生性的，在中国则是后发引进性的。这种关系就决定了生态文化在中国的殖民性色彩，有着很多不“适应性”。对于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来说，我们必须从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偏差入手，避免生态文化建设的熟悉论误区。笼统地讲，生态文化建设涉及文化想象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现实实存与基于之上的文化想象问题。现实实存就是现实存在的实际发展状况，包含自然环境、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人口状况等问题；而文化想象则是对这一现实实存地文化认知和想象构建。为此，须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现实实存与文化想象的特点进行充分熟悉，才能有效地进行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文化建设。

黄河三角洲湿地位于黄河入海口处，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建立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东营境内。从区域的经济角度来讲，黄河三角洲区域的经济状态处于不发达地区，工业经济滞后，农耕经济依然是主要的经济模式。从此地的城市规模、经济状况和人口素质来看，东营等地并非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是更具有小城镇特点。“城市”与“小城镇”的文化内涵是不一样的，而带来的文化想象也是不同的。小城镇的经济状况、人口素质和社会心理都可能影响着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文化建设。从经济状况来看，本地的经济落后很可能直接影响到当地政府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正如斯图尔德语：“唯有在基本的生计因素许可的情况下，宗教仪礼，或艺术，或为声望而竞争的精心发展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说，湿地生态文化建设是一种关于人类生存的文化建设，它并不追求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而是长远的社会效益。为此，政府应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发展关系与生存关系、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个人政绩与群众利益的关系。经济落后还可能带来另一种隐患：对黄河三角洲造成生态性的掠夺。由于地区经济的落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贫富差距的现实往往造成该区民众社会心态的失衡现象。在此情况下，本来是一项生态文化建设的项目，可能演变为一场追求经济效益、对自然资源进行侵略性的活动。必须充分考虑到经济落后的现实，这是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

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看，黄河三角洲湿地区域的民众文化心理也须予以充分考虑。从生态文化角度看，黄河三角洲湿地处于一个“区域共同体”当中，是由自然共同体与人类社会共同体组成的有机统一体。有学者曾将“区域共同体”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圈层：基础圈层、生态圈层和文化圈层，“基础圈层是指由除了人类之外的所有自然物的总和所构成的，也即是由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这四大圈层所构成的。生态圈层是建立在基础圈层之上的，它是由基础圈层中的所有自然存在物与人类所构成的，所有这些组成按照一定的连结方式演化成为一个动态的系统。整个区域共同体的和谐与否，就在生态圈层的变化中被集中体现出来。而文化圈层则是指通过人类的聪明及其活动而被改造过的或处在其影响力之中的地表空间。文化圈层的形成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构成区域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讲，文化圈层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基础圈层和生态圈层作为共同的依托的。”假如说，上文所述的经济落后的现实属于生态圈层的内容，那么黄河三角洲区域的社会文化心理则属于“文化圈层”的内容。在生态文化建设中，人始终承担了这一文化想像的主体作用，区域民众的文化人格与社会心理是生态文化建设必须考虑的一项内容。有学者曾将山东文化生态要素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处于山东文化生态体系核心层级并具持久生命力的先秦齐鲁文化。二是表征山东文化生态体系现代转换功能与质变活力的革命传统文化。”这种对文化人格要素的认知是可取的，而且易被主流认可。但是这种认知方式乃至结果也存在着局限性。这种文化人格的想象方式更多地注重到了历史性的、静态的和主流性的文化要素，却忽略了历史性的演变、当代的变异和边缘文化的刺激与影响等。这种认知模式往往是一种文化提纯的方式，认知过程往往是根据历史性的文化板块、印象似的实例搜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出当代人的文化要素。用这种数学式的逻辑推理方式来探讨人的文化人格与社会心理是非常可疑的。齐文化的重商务实和鲁文化的尊礼重教，是文化人格的优点，但在当代文化的冲击下，也可能变成局限甚至是缺陷。可以说，人的文化人格和心理图式是非常复杂的，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人的认知能力和想象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的认知无能为力，而是要改变熟悉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生态文化视野下，过分看重文化人格的历史性成因，往往造成对文化人格熟悉的纯化、片面化与简单化。这种思维模式意味着可能将生态文化建设简单地误解为一次文化的怀旧行为，一次遥远的文化呼应，而忽视了文化人格在当下语境中的流动性、再生性与互渗性。为避免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反向行之，既不去挖掘与探究民众的文化人格中有什么，而是寻找我们当下的文化人格中缺少了什么，然后再去丰富我们残缺的文化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