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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讲坛走到政坛的平民部长周生贤：我不怕丢官 |
来源：中国环保企业网 阅读：
时间：2007-12-06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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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记者看到旧庄村虽然离镇上不远，但是基本上没有自来水。一位当地的干部说：“前几年镇上安自来水，自来水到他家只有一二百米的时候，想修过去。但周的父亲果断不让按，说大部分人还没有安自来水，咱们也不能搞非凡。”
快要离开韦州的时候，随行的一位干部偷偷告诉记者说“周的父亲去世不能下葬本村，他家也没说什么话，也没有找县里领导。”因为当地的风俗，汉民不能在本村下葬。但是这个时候，周已经是部级领导了。“只要说一声，县里肯定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但是周家就是没有跟县里说。”
家庭让我放心
周生辉还记得， 1969年前后，刚毕业回来的周生贤经人介绍娶了邻村的姑娘，下雨的天气，用驴车把新娘子拉回来了，简短的仪式，就算婚礼了。
谈起自己的家庭，周说：“家里这方面情况还是算不错的”。“孩子也都比较争气，家庭除了老伴全家都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我的三个孩子，都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孙子。”
“我跟我们老伴也是有分工，家里的事我不管，单位的事她不管。我现在拿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里的这些开支，一切都由老伴说了算。我们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家里的大事她问我，但是我这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过大事，也没有问过我，都是她在那儿开支。”
采访中《小康》了解到，除了不准夫人参政。周也明令禁止秘书把自己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告诉其他人，非凡是想来办事的。
同心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 80年代前后周的妻子是同心县某工厂工会的领导之一，当时按照规定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人可以转为干部。按照正常程序报到县委后，结果时任同心县委书记的周生贤首先就把自己妻子从名册中拿下。以后在西吉和到银川后，也有很多机会，但是周生贤始终不同意。以致他妻子最后退休的时候身份仍然是工人。
“(因为子女)品行都比较棒，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家庭现在非常和谐，所以这样反过来就增添我的信心。下午，假如我们谈到五点多，老伴就要来电话，问我今天下午吃什么饭了。”周生贤说。 :
周生贤：我不怕丢官
2005年12月1日，周生贤临危受命成了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他如何盘点自己一年多的为政得失？如今他又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前不久，周生贤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小康》杂志的独家专访。
《小康》：您希望环保总局在民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呢？
周生贤：环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列入议事日程，所以流传着这样一个话，“环保嘛，就是宣传起家，收费养家”；国内说我们是“三涩部门”，就是地位苦涩，关系青涩，囊中羞涩。
而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环保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调查的结论是，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史，所以环境问题必须跟经济结合考虑，环境问题才能列入应有的议事日程。
我当时就认为，搞好环境保护的“牛鼻子”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跟环境保护的关系，后来我就围绕这个问题做调查研究，给中心建言献策。在这个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心开了第六次环境保护大会， “制定了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环保资金从2006年开始，非凡是从2007年开始相对有大幅度的增加。虽然时间非常短，但在很大程度上环保进入了一个、扮演了一个从综合部门进入宏观决策部门的角色，改变了前面那种尴尬的局面。
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正逐步改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环保工作形象。
《小康》：这一年多来您觉得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周生贤：最遗憾的是我们的约束性指标“没降反升”。
中心把GDP作为预期性的指标，而把能源和环保这两个指标――单位GDP节能20%，污染总量控制减少10%，作为约束性指标。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应急中心共处置环境事件159起，是2005年的两倍。但这一年执行的结果，约束性指标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升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工作部署有问题呢？你看中心花这么大的力气，我们也是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迎来的就是“不降反升”，所以这既是我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小康》：您是从基层老师、公社书记做起的，您觉得基层的经验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生贤：一方面，我在省里干了30年，在北京干了10年，过去30年我是向上看了30年，从下面向上看，调到北京以后我是从上面向下看，有好多问题才清楚。回过头来这样一看，过去有些事可以不那样干，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制定方针政策毛病也比较多，为什么执行的时候有些东西落实不下去，因为执行政策的过程当中，结合实际方面还有差距，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哎，我们现在都是抓落实不够，一个是抓落实不够，难道都抓落实不够吗？所以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当中出现了问题，这样“一上一下”才看清楚了。
《小康》：您怎么看讲真话跟官位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你怎么处理？
周生贤：假如你把当官作为一个工作和为人民做事的一种条件，而不是一种可以追求的东西，你就会当的很轻松。你比如讲“不降反升”，我并不怕我丢官，我甘心在丢的时候，丢的活该，丢了我也兴奋，但更重要的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不是说指标“光降不升”，和2005年相比，2006年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增幅分别下降了11.3%和4.4%，应该说成绩不小，可我更多地是考虑中国的环境状况必须要改善和提高。
《小康》：2006年4月，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要害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您如何看这三个转变？
周生贤：三个转变是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方向性的。总理讲话时全国近12万人听了报告，用电视电话的形式传下去，全世界为此发了两万多条新闻，评总理这三个转变的思想。
所以这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应该说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就根据三个转变的思想，制定或调整了现有的不符合三个转变思想的一些法律法规，补充了一些规章。尽管现在做得远远不够，按我们的设计是三到五年清理完毕，现在应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国人说的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现在对此还是非常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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